州城集合，开一场会。

　　八月十二日下午，林曜抵达杭州城，在这里召开了会议。

　　会议首先是总结这一段时间的起义军扩军和建设工作的成果，进行各项重点内容的汇报。

　　根据眼下的情况汇算，正兵、辅兵包括各地的护卫队，林曜武装力量已经超过七万人。

　　通过苏星河的汇报，苏咏霖得知两浙路的治所杭州的建设行动也相当顺利。

　　苏星河等人找准目标，狠狠打击，拿回宋朝制度丢失的东西，起义军得以迅速壮大。

　　到底是找回宋朝丢失了什么，起义军就能在短短时间内就迅速壮大？

　　这一切都源自于宋代的制度。

　　宋代初期，遵循的是唐朝五代时期的旧制，在乡村中设置里正与户长作为职役共同收缴田赋和各种捐税。

　　设置耆长、壮丁负责治安管理，逐捕盗贼。

　　后来仁宗时废除了里正，由乡书手取代。

　　这样缉捕盗匪，管理户籍、征收赋税等工作，就由耆长、户长和乡书手承担。

　　宋代规定乡役实行轮流差派，较富有的第一、二或第三等主户承担。

　　里正由一等户任担任，户长是里正的副手由二等户担任，乡书手协助里正办理文书，由三等户充当。

　　轮流坐庄的制度，也能保证避免一家独大。

　　因为是乡役性质，并非朝廷正式官员，所以没有酬劳。

　　但是手中有权，里正负责管理一个乡少则十几个村、多则几十个村。

　　宋朝的政令从上往下传达下来，最终要靠他们来实现，从下往上征发的赋税，各种劳役，也得靠他们的运作。

　　耆长、户长和乡书手就构成了宋朝的最底层的治理体系。

　　但是所谓的几等户都是靠人评定的，人家说几品就几品。

　　就这样，宋朝的权力迅速腐败，底层的力量被有心人蚕食。

　　看似势力众多，其实都只有一个敌人。

　　在找对共同敌人的情况下，大家同心协力，从而使得起义军的基本盘滚雪球般进一步扩大的局面。

　　对于这种情况，林曜在后面会议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区分剥削压迫者的方式有问题，没有明确标准的把这些人具体区分开，而是单纯的依靠拥有的资源多寡，这样可能误伤无辜的人。”

　　“你们要明白一点，我们要消灭的是靠着自己手中的权势剥削掠夺其他人的那群人，而不是拥有资源稍微多一些的人。

　　很多都可能是他们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人生可没有暴富的捷径。

　　只要不是靠剥削压迫他人，甚至巧取豪夺的所得，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插手进去。”

　　林曜的话说完，参加会议的人们面面相觑。

　　可不是，那些骑在大家头上的人，都是颐指气使、对底层敲骨吸髓的人，

　　而不是凭借自己努力得到财富的人。

　　更别说那些生活较为富裕能吃饱饭的农户，都是支付酬劳的雇佣农人帮忙干活，而不是用权势强迫。

　　他们自身很多也得下地干活，面朝黄土背朝天，暗中还要承受着官僚小吏和大地主的迫害，是起义军应该联手的力量。

　　“利用手中权势欺男霸女的，那才是我们需要坚决铲除的对象。”

　　林曜及时给矫枉过正的起义军定下了一条非常清晰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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