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能够这么快消声觅迹?我看不见得。
就像防疫工作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样,建立一个符合大家期望的美好新世界,同样需要人民群众支持我们,帮助我们。一个对于他人痛苦漠不关心的社会,一个对于丑恶现象视而不见的社会,一个把抢劫绑票视为正常现象的社会,正是我们需要消灭的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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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去消灭它?我以为只有一个办法,到群众中去,把我们想做的事告诉人民,然后从人民那里亲耳听到答复,在人民的监督下改造这个旧社会,建立一个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新社会。
革命委员会现在最应该关心的,不是我们什么时候南下解放奉天,什么时候打到关内去推翻清廷。而是应当考虑,我们既然已经解放了一些地方,那么就该想一想怎么去建设它。如果连脚下的这座城市都治理不好,革命军就算进了北京城又能做什么呢?
难道我们就为了打倒一个满人的皇帝,然后再换个汉人野心家坐上那个位置?如果各位只想要这样一个结果,这么多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又是为了什么呢?”
柳大年终于扛不住了,他低头向吴川认错道:“是我太着急想要解放满清治下的百姓,这才提出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咱们还是应该先建设好手里的地方,然后等待一个更为适合的时机南下…”
纠正了一些委员试图加快革命进程的想法之后,接下来对于革命委员会下属各部门委员会手头诸多问题的讨论,就显得相当和谐了。对于以斯维尔德洛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样的办公经验也是相当新鲜的。
过去的十余年来,布尔什维克们一直关注的还是如何打倒沙皇的统治,还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打倒沙皇后该如何去治理俄国的问题。今天,在中国满洲革命委员会的办公会议中,他们也第一次开始思考起有关于管理和建设国家的问题了。
俄国驻北京公使馆七等文官菩提罗夫此时正站在公司街俄国领事馆二楼的领事办公间内,向着俄国驻哈尔滨领事鲍培抱怨道:“…那个中国上校怎么能够这么自行其事,在没有经过公使廓索维茨阁下的同意下,擅自发动计划,他难道不知道这是对帝国外交政策的破坏吗…”
鲍培领事把右手食指竖在嘴唇中间,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然后便匆匆走到了门口,查看了一下门外的走廊后小心的关上了房门。
菩提罗夫大为震惊的看着他的举动,不由出声问道:“鲍培领事您在做什么?难道在俄国的领事馆内,还有人胆敢偷听我们的谈话吗?保卫领事馆的卫兵去哪了?”
鲍培一边对他摆手,一边走回自己的办公桌前,方才压低了声音说道:“我担心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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