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到了第四次,前后长达四十七天。这四十七天里,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萨”,梁国在事实上处于无君的状态。他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又称无碍,范围更大,是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的法会),讲《涅槃经》和《三慧经》,听众达到数万。
皇帝“舍身”为“寺奴”,国又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凑足钱财为他“赎身”,一共花费了三万亿钱(一说四万亿)。
所以说,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门天子”。批评家们往往喜欢强调他佞佛,抛开意识形态,他对于佛教学说的贡献,对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他在佛学上最为有名的一套理论,是“三教同源说”: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间的对立与争执,由来已久。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数百年的争执,佛教从西域传入后,宗教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到魏晋南北朝达到一个高峰。比方说儒佛争论中的礼制问题,僧人觐见皇帝是否应当行士大夫的跪拜礼节,从东晋到刘宋都有过大规模的辩论,跪拜令屡颁屡废,出世的僧人还是占了上风。
又比如道、佛之争,西晋道士王浮撰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往生西方后,才有了佛教。这一说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断攻击,刘宋末年,又有道士顾欢撰写《夷夏论》,极力诬佛,两家的争论升级。佛教徒说,佛祖派了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渊,另一个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争吵也得不出个结果。
梁武帝颁布《舍道诏》,将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裁决。但是他不把儒、道两教一棒子打死,因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养都不低,留下了很多注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认为儒、道也有不少优点,三教不应对抗,而应融合,彼此作为参照与补充。他常常称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为“三圣”,也重视儒、道两教的作用,大力开办经学馆,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这些举措,是相当符合他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的。
梁武帝在三教同源说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很多容易接受的佛教戒律,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开僧人必须吃素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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