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驾驶席上坐着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渔夫先上,接着我上,最后文学上。和电影镜头一模一样。文学关上车门,车便在沉默中开始前行。路面很挤,警车缓缓驶动,没有拉响警笛。坐起来同出租车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没有计程表。停的时间比跑的时间还长,周围汽车的司机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视我的脸,但无人搭腔。渔夫合拢双臂正视前方,文学则像在练习风景素描,神情肃然地观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写什么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异字眼的抑郁描写吧——“作为概念的春光伴随着黑暗的潮流汹涌而来。她的到来摇晃起匍匐在城市间隙的无名之辈的欲念,而将其无声地冲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将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为“作为概念的春光”?何为“不毛的流沙?”但终究觉得傻气,而就此作罢。涩谷街头,依然到处挤满身穿小丑样奇装异服且看上去头脑浑浑噩噩的初中生。既无欲念又无流沙,什么也没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领进二楼询问室。这是一间4张半垫席大小的房间,有一扇小窗,窗口几乎射不进光线,大概同旁边的建筑物连得大近。正中有一张桌子,两把办公椅,还有两把备用塑料椅。墙壁挂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钟。此外别无他物,没有挂历,没有画幅,没有书架,没有花瓶,没有标语,没有茶具,惟有桌、椅、钟三样。桌上放着烟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着文件夹。两人进屋后脱去风衣,折起放在备用椅上。然后叫我在电镀办公椅上落座。渔夫在我对面坐定,文学稍离开一点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动手册。两人半天一声未吭,我自然无言以对。
“好了,昨天夜里你干什么来着?”渔夫终于打破多时的寂静。想来,渔夫开口这还是第一次。
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是哪个夜里?我搞不清昨天夜里同前天夜里有何区别,搞不清前天夜里同大前天夜里区别何在。这固然不幸,但是事实。我沉思良久——回忆需要时间。
“我说你,”渔夫干咳一声,“法律上的东西这个那个理论起来是很费时间。而我问的非常简单: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干什么来着?还不简单?回答也没什么亏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说。
“不想就记不起来?才是昨天的事哟!又不是问你去年8月份干什么,大可不必动脑思考吧?”
我很想说所以才想不起来,但未出口。大概他们理解不了一时性记忆丧失为何物,从而认定我头脑出了故障。
“等你,”渔夫说,“等着你,尽管慢慢想吧。”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七星”,用巨大的打火机点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说。《布尔塔斯》杂志上告诫:先进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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